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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的研究对象是实定的国家现行法则，行政学则不问现行法是否存在、如何规定，而仅在论究什么适合于国家及社会的利益。

宪政国家所保障的人权，必须靠着法律制度以及宪法的人权理念，相互配合才能妥当地达成目的。[37] Vogel，Klaus.，Grundzuege des Finanzrechts des Grundgesetzes， in: Isensee/ Kirthhof（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Bd.4，1990，5，Fn.7.。

但如上文所述，宪法司法化的现实困难却使规范发展的进一步拓展遭遇挫折，此时究竟是应当继续坚守规范宪法的立场，还是转而投入政治法学寻求政治突破，同样成为当今中国宪法学者应当直面的趋向选择。[26]用这一区分维度观察宪法，权利保障无疑是现代宪法实质理性的重要标识，而各国也都通过对保障基本权的规范列举和条文宣示，来使宪法具备实质理性。基本权作为客观价值决定的学说，认为基本权对于整体的法秩序均有约束力，在法律的制定、解释和适用过程中，都应被作为客观价值决定（objektive Wertentscheidungen）予以尊重。（一）规范宪法的挫败与政治宪法的上升 改革开放后，宪法学者已经渐渐意识到，宪法与政党意志和意识形态过度捆绑所导致宪法的政治性过强和规范性不足，并尝试重新强调宪法作为法，而与其他法律一样的规范性和法效性。但与此同时，如果我们以开放的态度考察国的宪法实现机制，也会发现并承认，司法审查制度虽然关键，但绝非宪法实现的惟一机制，也非宪法研究得以蓬勃发展的惟一前提。

但如果因此就彻底放弃或改行他道寻求突破，同样欠缺稳妥和理性。与美、德宪法保持政策中立，不对社会各领域的政策纲领作任何宣示不同，我国宪法的上述规定表明，立宪者对国家的未来发展和各领域的秩序构成已经勾勒出大致蓝图。此时如果没有一套获得共识的基本理解作为思考基础，对于基本权的讨论就会很容易焦点涣散，各说各话，甚至流于单纯的情绪宣泄，[28]并完全逸出立宪者的原意。

规范宪法学者除将目光集中于基本权条款在构造设计上所表现出的差异外，同样开始发掘德国基本权条款在设计上所体现出的体系化思维，有助于提升宪法规范形式理性的重要价值。对于此前长期与政治判断、政策宣言紧密捆绑的中国宪法而言，规范宪法的出现似为宪法研究注入一股清流，并吸引诸多学者加入这一阵营。我们无法寄望于简单空洞的宪法宣示就能够实现人权保障的伟大目标，这一点对于拥有成文法传统的国家更不待言。韩大元：宪法文本中的‘人权条款的规范分析，载《法学家》2004年第4期。

宪法实施状态较好的国家，无一例外都会在司法审查制度外辅以其他机制作为补充。制度的阙如无法迅即获得解决，但我们仍需在夹缝中寻求基本权理论成长的社会土壤。

而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对曾被认为是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齐玉苓案批复予以废止后，规范宪法学之前怀抱的宪法在审判中被适用的幻梦却暂时破灭。作为一名规范宪法的拥护者，笔者坚持认为司法审查对于基本权保障以及宪法实现都至关重要，尽管具体模式可以讨论，但制度本身的纳入却是不可或缺、绝对无法忽略甚至予以抗拒的必备要件。如果说抽象空洞、缺乏逻辑检验和规范锤炼的宪法条文对于建国初期的政治宣示还尚且够用的话，那么伴随社会整体的人权保障意识渐高，人们对于宪法作为法的效力和作用开始怀有更多期待，而宪法也已不再只是发挥对政权合法性的确认功能时，中国宪法规范的简单粗陋就愈发显得不合时宜。刘飞：宪法解释和规则综合模式与结果取向：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为中心的宪法解释方法考察，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

[2]反多数困局一词最初源于美国宪法学者对于司法审查的反思。[4]与将人权保障视为终极目标的规范宪法者不同，政治宪法者普遍反对权利崇拜，认为权利的含义，如何与其他权利相互影响以及政策和程序如何实现权利都需要取得集体共识，都应置于政治的场域中予以讨论。事实上，对于宪法应达成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体权利的目标，规范宪法和政治宪法并没有多大分歧，换言之，它们分享相同的价值追求，但在实现这些价值时应选择何种路径方面，二者却彻底分道。这种阙如只能使学者从宪法文本出发，通过临摹外国宪法释义学成果，对其内涵进行简单生发，而无法将释义学的累积变成不断循环于宪法文本、释义学与规范领域之间的诠释过程。

[44]而这些分别反映、吸纳了社会现实的特定部分，并经过部门整体的诠释循环[45]所发展出的部门宪法将会作为整体宪法的有机组成，并使宪法规范因时适变，更准确地对应所规范的社会。尽管因为宪法司法化的现实障碍而遭遇发展困局，但作为提升和改进我国宪法和宪法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规范宪法仍旧有其坚守的价值。

而原有条款的体系不清和保障不足，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宪法规范的效能发挥。由于受到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规范宪法强调对宪法文本本身的重视，不仅追求规范本身的逻辑性、完整性，还尝试借助法释义学方法促成规范与规范之间的一致性、体系化，以及借由法解释技术而将新的社会事实纳入规范内部，从而实现规范的开放性和发展性。

早在1989年我国《行政诉讼法》颁行后，陈端洪教授就曾撰文[46]指出在宪政缺乏内在发展动力时，部门法或许能够成为宪政发展走出僵局的其他出口。[23]同注[18]引书，第4页。正如中国宪法的发展让我们能够乐观期待，尽管不会顺畅，但宪法正朝规范的方向发展，未来也一定会成为法律生活的必要组成。[39]Hartmut Maurer， Staatsrech I Verlag C， H， Beck Muenchen （2003），S.269. [40]Sachs， Grundgesetz Kommentar， Verlag C. H. Beck，1999，S.88. [41]Zippelius/Wuertenberger，Deutsches Staatsrecht，31. Aufl.， Verlag C. H. Beck， S.161. [42]Herbert Krueger， Subkonstitutionelle Verfassungen， DOEV 1976，S.613 ff. [43] Kloenne u.a.， Lebendige Verfassung das Grundgesetz in Perspektive，1981， S.77. [44]苏永钦：部门宪法——宪法释义学的新路径？，载苏永钦主编：《部门宪法》，元照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反向推动与部门宪法的逻辑机理并不相同。但如果我们将宪法看做是如同其他法律一样，有着内在运行逻辑的规则体系，那么这一规则体系自身逻辑的完整周密以及规则表达的理性程度，也当然决定了宪法可能蕴含的生命力以及对现实的导引作用。

本文对规范宪法通过法释义学成果的累积，而在回复宪法的规范性，进而提升其稳定性和法效性，并引发人们关注宪法规范的形式理性方面的积极作用进行了总结，并在借鉴德国宪法理念的基础上提出，或许部门宪法能够成为克服司法审查制度阙如下宪法实施的困局，为目前仅停留于思想启蒙阶段的宪法释义学提供试练的实践场域，并最终反向促进宪法基本权释义学的提升，以及宪法实现的可能路径。而域外的宪法实践也让我们看到，宪法对基本权保障目标的落实，不仅应借助宪法文本对基本权的明确列举和对基本权保障的政治宣示，更有赖于宪法对基本权条款的理性规范，即价值目标应与理性设计并重。

这些规定使国家介入经济和社会生活获得正当性支持，同时也宣示出国家在各个社会领域的政策纲领。尽管战后的德国《基本法》抛弃了魏玛宪法的上述架构，对社会各领域都维持中立，并将政策纲领的选择交由宪法规定的部门通过民主多数决的方式作出，但基本权利作为客观价值决定理论的提出，仍旧使宪法成功地跨越根本法和一般法的秩序藩篱，并将其作用辐射至一般法秩序领域。

法释义学（Rechtsdogmatik）常常又被译为法教义学或是法解释学。我国现行宪法自制定以来，已历经四次重大修改，但回顾之前的修宪轨迹，可以发现核心主轴基本停留于经济制度和土地制度的革新，直至2004年才将关注视线转移至人权保障。

政治宪法选择用政治的方法和手段来理解和解决宪法问题，但这种方法却极易使宪法彻底沦为政治的婢女，难以回复其作为法的基本属性。[39]在此认识下的基本权是宪法价值决定的表现，也是国家整体制度的价值基础，其作用力辐射至所有的国家权力领域和法律秩序的整体。尽管法律实证主义者所主张的，法律就是法律而并不包含其他意义，法律应与道德或是政治相分离。而德国法从基本权利的客观属性出发，发展出的制度性保障（Institutsgarantie）、保护义务（Schlitzpflicht）以及第三人效力（Drittwirkung）等理论，均可以成为勾勒这些部门宪法基本结构框架和秩序基础的重要方法。

高全喜：政治宪政主义与司法宪政主义——基于中国政治社会的一种立宪主义思考，载高全喜：《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论现时代的政法及其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3-54页。其次，宪法释义学启发人们开始真正重视宪法文本，回复宪法首先作为法的根本属性，并通过提高规范本身的精准度、明确性和逻辑性，来实现宪法条文的确定性、可预见性以致可信赖性，这一点对于宪法权威的建立同样至关重要。

[14]法释义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法律规范，其目标首先是分析规范使用的概念，整理规范间的规则，进而建立规范的体系整体，从这一意义上说，规范是法释义学的基本素材，对于释义学的展开也具有绝对性。这一目标定位必然决定其关注点和研究视角与政治学、社会学的外部观察不同，是一种着眼于宪法体系内部的，以规范为导向的内部观察。

而德国法也因在基本权规范设计上所表现出的高成熟度而成为诸多学者用以对比甚至借镜的样本。[19]韩大元：论宪法规范的至上性，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4期。

与实质理性强调终极价值不同，形式理性探究的是法律内在的逻辑关联以及目的上的可计算性，[27]即概念是否清晰，规范是否自洽，逻辑是否严密。而在这当中，源自德国的部门宪法理念同样给我们相当启发。See Michel Rosenfeld， Constitutional Adjudication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aradoxes and Contrasts， in European and US Constitutionalism 219（Georg Nolte ed.2005）。正因如此，法实证主义将法律从仍旧纠缠于法律的道德僵尸中解放出来，[8]并使其彻底摆脱了哲学或者政治学的干扰，摆脱了宗教、哲学和伦理的控制，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前者的重心主要在于落实基本权的防御功能以及分权的政治功能，而后者则课以国家积极的作为义务，以弥补社会本身的功能不足。[29] Hans D. Jarass， Grundrechte als Wertentscheidungen bzw.objektivrechtliche Prinzipien in der Rechtssprechung des Bundesverfas- sungsgerichts ，in: AoeR 110，S.345 ff. [30]陈新民：《宪法基本权利之基本理论》（上册），元照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页。

事实上，改革开放后快速而富有成效的立法活动，已经使我国在上述领域形成了一定的架构、体系和秩序，但遗憾的是，这些秩序规则的形成却从未与宪法基本权利以及国家机构进行有效衔接以及功能化整合，因此也就无法清晰说明它们与宪法之间的结构关联，更无法生成德国学者所说的次级结构宪法（subkonstitutionelle Verfassungen）。与齐案相同，2006年有关《物权法》的制定颁行亦为宪法解释学在我国的发展提供契机。

从规范性而言，这些内容在宪法中并非是毫无意义的宣示，它们同样具有如同国家机构和基本权规定一样的法效性，而且从规范方式看，这些条款均采取施予国家某种作为义务的样式。同样基于这一理论铺垫，基本权利的客观面向和客观效力亦为德国战后各个部门宪法的发展提供支持和助力。